清醒的理智：读李零先生《鸟儿歌唱》

读李零先生2013年出版的杂文集《鸟儿歌唱》，特别是其中的《读〈动物农场〉》时，让人有种特别兴奋的感觉。李零先生用一种特别质朴的文学分析方法，把奥威尔那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扁平化、单一化了的著作重新打开，为我们展现了那些被暴力抹平的历史褶皱中所蕴涵的丰富性。因此读李零先生的这些文章，我感到了在文学批评中已经很少看到的那种异常丰富的历史感。而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会对李零先生的著作感到如此兴奋，是因为历史感的消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将李零先生放在这个整体的时代氛围中，才能更好的理解他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身处的时代，一个遍及全球的文化症候就是普遍的历史感的消失。似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冷战终结所带来的“历史终结”意识，人们已经不再愿意去关注历史，思考错动变化的历史边界。似乎当下的现实生活就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感慨，他在90年代末跟自己指导的历史系学生交流时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会问他这样白痴的问题：既然书上总是提到有一场战争叫做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曾经发生过一场叫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到了今天，一战距离我们也不过一百年的时间。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一战已经成了渺不可考的史前遗迹。

因此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写道：“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传承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当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个短促的20世纪，也就是1914到1991这段时间逝去后，新时代的人们似乎再也不想和过去发生瓜葛，执意拒绝和否定那个逝去的年代。

类似的观察，也出现在美国学者托尼·朱特的笔下。在《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一书的导论里，他认为今天的西方世界在冷战终结之后，“带着太多的信心、太少的反思，将20世纪留在身后，大胆的跨入新世纪”，沉浸在所谓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全球化、自由市场的迷梦中。因此他说西方人是“带着摩尼教徒般的狂热，只要一有机会就急匆匆地丢弃20世纪的经济、智力、制度的包袱，而且鼓励别人效仿，相信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一切就是不要再重复它，更加不会信奉冷战时代共产主义的过时制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表。”

如果托尼·朱特的观察准确的话，那么当下知识界的主流逻辑，就是义无反顾的认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拒绝接受来自20世纪的遗产，永远高喊着不要重复过去的苦难。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我们时代的文化只是建立在对20世纪的否定的基础之上的。

非常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思想文化的基本形态之后，我们会发现上个世纪是一个特别丰富的时代。其中有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在暴露之后，西方文明的自我否定与自我仇恨；有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对于世界的另类想象；更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斗争等。因此对于20世纪任何历史事件的思考，只有放置在这样的参照系下，才能获得有历史感的理解。而后冷战时代全球普遍出现的历史感缺失，使得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变得特别简单，所有复杂的历史参照系都消失不见了。当两大阵营对峙的世界格局消失以后，历史的书写开始变得异常单调。我们只能看到胜利者洋洋自得的言说，而其他人则要么陷入失语的境地；要么完全臣服于胜利者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的时代，西方文明似乎又再次回到19世纪那种特别自信的文化状态。

于是20世纪原本所具有的丰富层次，就在新的历史书写中被抹平了。一个常见的例子是，20世纪所有反对资本主义，试图在资本主义之外创造一个另类空间的努力和尝试，在今天往往被进行道德化的解读。于是诸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切·格瓦拉，这些革命者的种种行为，总是被今天的历史学家进行道德化的解释。诸如斯大林在苏联的种种政策，很多历史著作都更愿意从权力斗争、个人的权力欲的角度来书写，却忘记了他们不过延续了冷战时代资本主义阵营的说法。人们根本不愿意理会苏联在很长时间里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层层包围的局势下。斯大林的很多政策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用个人品质来理解斯大林其实非常肤浅。因此李零先生在《鸟儿歌唱》中反复强调“大道理管着小道理”，让人读来有振聋发聩之感。

而中国当下的文化氛围也不自外于整个世界，同样陷入了历史感消失的局面。或者说，我们毫无保留地认同了资本主义的逻辑，认同了冷战胜利者的逻辑，却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遗产完全拒绝。就好像托尼·朱特所说的，我们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不要重复历史。在“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基本上就是托尼·朱特所说的，千万不要重复历史。

在这种拒绝的姿态中，我们其实放弃了对历史复杂层次的感知能力。以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芙蓉镇》为例，它完全把“文革”进行道德化的表述，复杂的政治斗争被简化为乱搞男女关系的镇领导对年轻人自由恋爱的迫害。

与之相似的还有历史学家高华的那本“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应该承认，高华教授在这本书中展现出的史料功夫令人叹为观止，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却让人觉得不对劲儿。在他的叙述中，毛泽东在延安的每一篇文章、没一个决策，完全是出于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没有任何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这显然是没有历史感的判断。因此读高华教授的著作会让人替他惋惜，为什么那么细致地梳理史料，而最后的结论却和市井小民对政治人物的议论如出一辙？如果历史真的像高华教授讲的那样，那么毛泽东和他真正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这又如何解释前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呢？

事实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20世纪的历史实在是太惨烈、太动荡，对我们的影响也太巨大。仅简单罗列一下对中国命运至关重要的那些年份，如1911、1919、1927、1937、1949、1956、1966、1978、1989等等，几乎每隔十年中国的命运就会走到十字路口上，不同的政治势力在这里为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殊死搏斗。而且这些转折、变化直接影响着当下中国社会的面貌。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持何种看法，实际上直接对应着你对中国历史上这些转折年代的看法。换句话说，如何理解中国当代史，就是如何理解今天中国的现状。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李零先生在中国的意义所在。《鸟儿歌唱》的副标题是“20世纪猛回头”。也就是说，李零先生尝试以不一样的方法，重新触摸20世纪的历史。在对这段历史的阐释、理解已经被冷战的胜利者所垄断，将历史的复杂性抽空抹平的情况下，重新把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展示出来。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这本集子里的《读〈动物农场〉》《太阳不是无影灯》等。尤其是前者对于奥威尔著作的分析。因为奥威尔在冷战时代的接受史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现在小说《1984》中译本的腰封上写着：“多一个人阅读《1984》，自由就多了一份保证。”单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个说法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显然这句话中的“自由”和奥威尔对自由的理解不一样。他们所说的“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时代指责共产党政权集权专制时使用的旗帜。

刚开始看《读〈动物农场〉》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李零先生的论述方式特别陈旧，甚至有点儿单调。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有人这样来谈小说了。他先是解题，然后是依次介绍人物，接下来则是故事梗概。不过越往后读，我就越佩服李零先生。因为他不会被种种流行的说法所左右，也不会跟在某些偏见后面人云亦云。这一点是《鸟儿歌唱》这本书最重要的特点，这可能也是李零先生一以贯之的思考方式。他以特别扎实的史料，真正带领读者重新回到历史现场，为我们还原一个处在复杂政治历史情境中的奥威尔。他把奥威尔书写《动物农场》《1984》这两部书的原初动力，他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以及它们在何种情境下，被中央情报局利用的情况说的非常清楚。于是，对于奥威尔理解的种种偏见，都在李老师抽丝剥茧般的论述中显现出荒谬的面向。

而更加让我感动的是，李零先生的《读〈动物农场〉》并不仅仅是对奥威尔这个作家的理解和分析。也不仅仅是反驳围绕在奥威尔及其作品周围的种种偏见。这只是他的一个切入点。他同时还把思考延伸到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上，做到这一点是特别需要勇气的。

伴随着“文革”结束、冷战的终结，革命已经从吸引无数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业，变成了一个骂人的脏字。成了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颠覆，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断裂，成了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源头。在整个社会舆论都在审判革命的情况下，李零先生在这篇文章中直截了当的为中国革命辩护。他准确地指出革命之于中国，是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必然选择。革命当然意味着破坏、牺牲、血污、混乱，但这些并不是革命本身的罪恶，而是残酷的外在环境造成的。如果要指责，造成革命不得不爆发的人才是首先应该指责的。正所谓“大道理管着小道理”。

所以李零先生实际上是非常自觉地站在历史的弱者一边，站在历史的失败者一边，在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冷战胜利者洋洋自得的声音的时候，勇敢地说出失败者的道理。这是李零先生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因此读到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我特别感动。虽然因为发表了这句话，李零先生受到了不少指责。因为在社会的主流逻辑听来，以这样直白的方式表达对革命的敬意，实在是太刺耳了。

最后，我想引用奥威尔在《1984》中描写温斯顿的一段话：

他是个孤独的鬼魂，说了一句没有人会听到的真话。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

这段描写在我看来除了“孤独的鬼魂”那里不太合适以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对李零先生写作姿态的描绘。这段描写出现在小说讲述温斯顿开始记日记的时候。当时温斯顿面临的悖论是，他要写下的是那些被扔进“忘怀洞”中的历史，讲出的是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但他知道自己的日记不见容于整个社会，这些日记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危险，但他仍然要坚持写作。奥威尔用这段话来书写温斯顿的执着。

我读李零先生的这本《鸟儿歌唱》，最大的感动就是：无论是他对《动物农场》的解读，对启蒙运动的重新思考，还是对70年代的种种回忆、对中国观、美国观的阐述、对北大校史的梳理，其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愿意听的真话，都是对那些已经被扔进“忘怀洞”中的历史，是在主流逻辑下刺耳的杂音。但正是因为李零老师敢于把这些说出来，即使没有人听，或只有很少的人听到了，李零老师仍然以他那“清醒的理智”，试图在一个拒绝历史、抹平历史复杂性的时代，重新把我们身处的时代接续到20世纪的历史现场之中。因此李零老师在《鸟儿歌唱》中的工作，其实和他在“我们的经典”系列著作中所做的一样，都是在接续人类的伟大传统。

（本文转自私家历史，经作者授权发布）